2024年，中國快遞業務量突破1700億件，連續第11年穩居全球第一。這一數字背后，是每日數以億計的包裹在城市與鄉村間穿梭。快遞一次性包裝材料在分揀、運輸及廢棄過程中，不僅大量消耗森林資源，還帶來了顯著的碳排放。因此，綠色包裝已不再是邊緣話題，而是成為快遞行業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命題。
進入2025年，這場由政策驅動、企業探索與技術賦能共同推動的綠色革命，正從幕后走向臺前。從創新企業的先鋒試點，到順豐、京東等行業巨頭構建的生態體系，再到《快遞暫行條例》修訂版的落地實施，循環快遞箱正逐步成為行業變革的核心，試圖破解“高成本、低回收”的發展困局。
灰度環保的先鋒試點
2017年，創業者柴愛娜帶著親手做的循環快遞箱，站在中國郵政總局門口。
她想傳達一個簡單卻有力的理念：包裝不該是一次性的，它可以被反復使用，成為構建綠色物流體系的核心。
這也成為“灰度環保”的起點。柴愛娜為企業取名“灰度”，意在表達環保轉型并非黑白分明的立場表態，而是一段從污染走向清潔的漸進過程，是現實與理想之間的緩沖地帶。
灰度環保的首款產品采用可再生材料，堅固耐用，且廢棄后可100% 回收再利用。這種突破性設計很快吸引了資本關注：從千萬級天使輪融資，到數千萬元 Pre-A 輪、再到億元級A輪融資接連落地，這些都為灰度環保的全國網絡鋪設提供了資金支持。
借助這一商業基礎，灰度環保搭建起“中心倉+衛星倉”的運營網絡，在全國投放超1000萬只循環箱，累計完成2億次循環，減少碳排放約16萬噸。其“金字塔式回收模型”以大B端客戶為支撐，逐步向社區末端滲透，并通過為每個箱體配置“身份碼”，實現全流程追蹤，將損耗率控制在行業低位。
值得強調的是，灰度環保的競爭力并不局限于箱體本身，而在于其系統級能力建設——涵蓋了從包裝追蹤、調度管理、清洗歸還，到損耗控制等各個生命周期環節，形成了閉環運營能力，為行業提供了可以復制的參考樣本。
以客戶安踏為例：據灰度環保華南副總裁蕭高飛介紹，自2021年起，灰度環保陸續向安踏供應超過10萬個循環箱，用于鞋墊工廠至成品組裝工廠之間的短距離點對點運輸。該運輸線路僅20多公里，單箱循環周期極短，每個箱子每月可循環使用5次。換句話說，僅一個月就足以攤平循環箱的成本（一次性紙箱約為5元/次）。更具說服力的是，這些箱子至今已使用近3年絕大部分依舊完好，意味著從第二個月起，安踏幾乎不再承擔額外的包裝支出，節省效果顯著。
在環境收益方面，循環箱也有不小的碳減排空間。根據環保機構“擺脫塑縛”2023年發布的研究報告，循環包裝只需使用6次便能實現碳減排效果；循環次數達到28次，則可實現整體經濟效益的轉正。不同場景下，循環箱的規格，循環率，周轉成本不同，其實現正經濟效益的速度也不同。
然而，推動循環箱的規模化落地，真正的難點不在于“技術可行性”，而在于“系統執行能力”。擺脫塑縛項目經理陳艾佳認為，可循環快遞包裝的規?；瘧谜媾R多重挑戰：
成本結構前置：包括包裝生產、系統搭建和運營維護費用等成本較高，雖然長期具備成本效益，但短期經濟壓力顯著；
回收流程復雜：當前依賴快遞員上門回收的模式運行成本高，而消費者因缺乏有效激勵和便捷渠道導致配合度不足，使得回收率、周轉率偏低且損耗率居高不下；
消費者參與度不足：既有回收模式限制了參與機會，同時從一次性包裝到循環使用的消費習慣轉變需要系統性引導；
數據共享障礙：盡管包裝的精準追蹤能提升運營效率，但涉及電商平臺、物流企業等多方主體時，數據孤島問題導致信息斷鏈，影響整體管理效能。
積極的一面是，在冷鏈運輸、電商大件、社區團購等高頻高值場景中，循環箱已成為“以點帶面”推廣的突破口。能否突破規模瓶頸，關鍵在于快遞與物流巨頭的系統執行能力。而在這一進程中，順豐是最早入局并具代表性的探索者。
先行者順豐的體系構建
順豐自2017年便開始大規模試點循環快遞箱，當時投入高達63.8萬個，到了2021年，又追加部署了超過140萬個。據當時在順豐負責該項目的蕭高飛介紹，盡管彼時綠色理念尚未普及，但不少企業已意識到，循環包裝不僅有利于提升運輸安全性、降低破損率，還能優化客戶的收貨體驗。
但現實是，早期推廣過程仍然困難重重：用戶不了解、配送員抗拒、流程復雜難以執行。為此，順豐選擇主動承擔前期教育與引導成本，向大客戶提供免費試用周期，讓其逐步熟悉循環箱的使用流程，直至轉化為正式合作。
讓蕭高飛記憶尤深的案例是美樂家在上海的試點。當時，順豐協助其倉庫對接流水線，試點僅蓋同城配送環節。試用一個月后，美樂家的美國總部高層就反饋循環箱顯著提升了客戶收貨體驗，且高度契合其綠色、可持續的品牌理念。此后，美樂家主動提出希望將循環箱應用至更多城市，并逐步替換原有紙箱。
隨著“雙碳”戰略推進，越來越多國內品牌主動加入綠色包裝實踐陣營。據蕭高飛觀察，近兩三年，安踏、伊利、蒙牛等品牌均表示出對循環體系的濃厚興趣，甚至在理念和行動力上已超越部分外資企業。
2024年，順豐首次將冷運循環包裝應用于最后一公里派送，不僅保障了運輸全過程的恒定溫度，還能實現超過30次的循環使用。截至2024年9月底，順豐冷運循環包裝箱累計投入18.43萬個循環箱，循環142萬次，共累計減少1182噸二氧化碳，相當于種植32800棵樹。
盡管順豐已在體系建設上走在前列，但蕭高飛坦言，截至目前，循環箱在整個快遞行業中的滲透率依然不到1%。他指出，真正的瓶頸從來不在“箱子”本身，而是系統性能力的缺失——包括數據平臺的構建、閉環運營機制的落地，以及如何解決快遞員減負的工作現實。
其中快遞員是循環箱“最后一公里”回收能否閉環的關鍵角色。然而，由于他們日常配送任務本就強度極高，回收箱體意味著額外負擔，執行意愿普遍不足。
為此，蕭高飛在順豐任職期間曾推動一系列激勵機制來調動一線人員積極性。例如，為成功回收的快遞員發放補貼，或通過積分制兌換福利。這些措施在部分區域已取得初步成效，但若要實現大規模復制推廣，仍需總部層面提供制度性支持與資源投入。
多樣化路徑探索
與順豐強調“系統運營與流程閉環”不同，京東的循環包裝策略更側重于產品組合與生態布局。自2017年啟動“青流計劃”以來，京東逐步構建了涵蓋常溫、生鮮、冷鏈、小件等多元場景的循環包裝體系，年循環使用次數超過7000萬次。其主力產品“青流箱”采用輕質高強材料，單箱循環次數可達50次以上，結合封簽與分層設計，有效減少膠帶等一次性材料的使用。
此外，京東物流借助唯一碼和射頻識別技術（RFID），實現了“一箱一碼”，再配合以循環包裝管理系統，能夠實現對每一個循環包裝進行全流程監控。
不過，如果加上逆向物流成本，循環包裝的整體成本仍然較高。當前投放的“青流箱”在逆向回流時會犯“選擇困難癥”，其在各個倉庫間均衡配置存在難點，導致不同型號的“青流箱”在各個倉庫間分布不均勻，易造成包裝空間的浪費。在統一標準的基礎上實現共享，將是破解可循環快遞包裝逆向物流難題的關鍵。
在另一條路徑上，EMS則利用其傳統優勢——網點密集、路線穩定——推出的數智化可循環封套袋和數智化可循環箱。當用戶收到循環包裝的文件袋和箱后，可通過手機掃碼智能鎖面屏上的二維碼進行開箱拿出物品。之后，用戶可選擇當面簽收或預約專人上門回收，即可開啟包裝箱的循環利用。
近年來，EMS的可循環快遞包裝主要在北京、上海的法院、身份證、車牌照、蘋果、中醫藥5大使用場景進行試點應用。
的確，在諸多探索中，功能性場景被認為是循環快遞箱最有潛力的突破口之一。蕭高飛還提到，冷鏈運輸就是目前循環箱落地最順暢的場景之一。冷鏈配送流程標準化程度高、運輸頻次穩定，天然適合循環包裝的規模化應用。
據蕭高飛介紹，目前行業內使用的循環冷藏箱通常內置可更換的無紡布鋁箔袋，使終端用戶收到的并非整箱，而是可直接拆封的環保內包裝。這種“袋中袋”的結構既優化了用戶體驗，也減少了內層包裝的資源消耗，提升了整體回收效率。
然而，在面向C端消費者的常規快遞領域，循環箱普及依舊面臨不少障礙——從箱體設計的操作便捷性，到用戶理解和配合程度，都存在心智門檻。一些用戶反映箱子難拆封、流程不清晰。針對這些反饋，企業仍需持續優化產品設計，如簡化結構、提升交互便捷性，減少非必要包裝組件，以降低用戶抵觸心理。
這些實踐共同印證了一個核心觀點：循環快遞箱的未來不是單點突破，而是系統協同。必須依靠技術賦能、用戶參與、企業執行三者之間的聯動配合，才能真正構建起可持續的循環體系。
政策牽引：產業發展的關鍵支點
隨著政策引導持續加強，循環快遞包裝正處于發展的加速期。據環保機構擺脫塑縛項目經理李茜介紹，2015–2019年間，可循環快遞包裝仍處在早期試水階段，主要依賴企業自發探索，冷鏈循環箱的雛形也在此期間出現。
此后，相關政策逐漸加碼，不僅提出明確的支持方向，也設定了可量化的推進目標，標志著循環快遞箱正式步入規范化、規?；男码A段。
2020年底，國家發改委等八部門聯合印發《關于加快推進快遞包裝綠色轉型的意見》，明確提出：到2022年推廣可循環快遞包裝700萬個，2025年達到1000萬個的使用目標。
2023年11月，國家發展改革委與國家郵政局等部門再次發布《深入推進快遞包裝綠色轉型行動方案》，提出到2025 年實現快遞包裝“基本實現綠色轉型”，并將可循環包裝列為重點推廣模式。
終于，在2025年6月1日，《快遞暫行條例》修訂版正式施行，首次在國家層面為快遞包裝設立專章，要求快遞企業制定包裝操作規范、建立回收管理制度，并切實落實綠色包裝責任。這標志著循環包裝已不再是企業可選項，而成為行業的基本合規要求。
蕭高飛指出，政策已為行業提供了多份指引文件，接下來亟需的是“強標準、強執行”的落地機制。一是統一循環箱規格，確保與快遞設備系統適配；二是建立既可適配循環包裝、又兼容一次性材料的過渡標準；三是配套監控與懲戒機制，避免政策淪為空轉。
具體實施層面，擺脫塑縛項目經理李茜也提出建議：政府可以統籌搭建共享回收體系，打通企業間的數據壁壘，推動回收設施用地規劃，并盤活郵政網點等末端資源。同時，可借鑒國際經驗，推動一次性包裝禁令、征收塑料稅，并通過推行生產者延伸責任制（EPR）機制，為循環包裝的成本負擔提供反哺支持。
“十萬個快遞，只有三個用循環箱，但這就是起點。”一名快遞員的話，道出了行業的現實困境，也隱含著變革的希望。
從灰度環保的試水，到順豐、京東、EMS 等龍頭企業的系統布局，再到頂層政策和底層技術的共同進化，循環快遞箱正在逐步從邊緣技術，邁入主流體系。
誠然，現實仍充滿挑戰：成本高企、回收率低、用戶習慣尚未養成、行業標準仍存差異……但趨勢已不可逆。隨著更多城市加入“無廢城市”建設，更多企業加入循環生態，更多用戶轉向綠色選擇，循環快遞箱終將從“示范工程”成為“普遍方案”。
它所體現的，不只是一次物流包裝的改變，更是選擇一種對環境負責的態度。它所帶來的，不只是一次物流模式的轉型，更是我們與物品、與資源重新建立關系的方式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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