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城鎮化正從快速增長期轉向穩定發展期，城市發展正從大規模增量擴張階段轉向存量提質增效為主的階段。中指研究院報告顯示，經過10年發展，我國城市數量已經增加至694個，2024年已有27個城市GDP超過1萬億元，城鎮化率由2015的57.3%提升至67%，年均提高1.1個百分點，而2021-2024年連續4年城鎮化率提升幅度低于1個百分點，城鎮化進程有所放緩；城鎮人口也由2015年的7.9億人增加至9.4億人，每年城鎮新增常住人口超1600萬人，而2021-2024年年均增加1033萬人。

　　如王業強、計思敏等學者的研究顯示，傳統高投入、高消耗的城鎮化模式難以為繼，資源環境約束加劇倒逼發展方式轉型。城鎮化從“速度規?！鞭D向“質量效能”，進入規模與質量并重的新發展階段。存量時代要求城市發展邏輯全面重構——在目標上錨定“人本價值”，在路徑上融合“數字治理”，在機制上激活“多元共創”。未來城市工作的核心在于構建“品質化更新、韌性化治理、包容性服務”三位一體新范式，使城市真正成為承載人民美好生活的空間載體。

　　俗話說“大自然創造了鄉村，人類創造了城市?！弊鳛榻洕l展的中心，城市是科技創新、產業發展的主陣地。做好城市工作，創新是決勝未來的“關鍵變量”“最大增量”。據人民網《奮發有為，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一文中所稱：新時代以來，從北京中關村形成新一代信息技術“萬億級”產業集群，到上海張江生物醫藥創新成果走向國際市場，再到湖北武漢東湖光電子信息產業規模占全國50%，一座座科創之城拔地而起，見證創新驅動的強勁動能。實踐告訴我們，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必須把創新作為第一動力。這就要求在發展中做到，堅持因城施策，精心培育創新生態，激發創新創業活力，強化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協同，高質量開展城市更新，統籌推進傳統產業改造升級、新興產業培育壯大、未來產業布局建設，形成新質生產力對高質量發展的強大推動力。

　　2006年中央提出“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大戰略舉措，全國超過200個城市積極響應、做出旨在建設創新型城市的具體實踐規劃。作為創新型城市之一的安徽省省會合肥，在最近十幾年經濟發展中強勢崛起，形成“合肥現象”。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了到2035年和本世紀中葉我國發展的總體目標。就科技發展而言，到2035年，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大幅躍升，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建成科技強國；未來5年，科技自立自強能力顯著提升。在此時代新征程中，亟待越來越多的創新型城市建成并推動新質生產力，踐行高質量發展。為此，筆者結合2021年安徽省哲學社科規劃重點項目《基于三重螺旋的合肥創新型城市崛起研究》結項成果，就創新型城市建設的典型實踐及成功經驗略作分析。

　　一是地方政府下先手棋。政府政策是先導，起到了指揮棒、發令槍的作用。政府在合肥的發展中不斷地提供公共基礎服務，不斷地擴大合肥的產業種類，進行宏觀布局和精準施策。一方面引入龍頭企業，另一方面完善產業鏈，進行產業集聚形成規模效益。因此在城市發展過程中，政府一定要扮演好指路人的角色，樹立燈塔，然后引導市場力量與政府力量形成合力，帶動城市跨越式發展。

　　二是產業鏈創新體系布局。正如施國洪、王成軍等學者指出，企業是創新投入的主體、技術研發的主體、人才聚集的主體和成果產業化的主體，因此要對城市的產業鏈布局進行規劃，充分發揮產業鏈的帶動作用，以使創新型城市不斷迸發創新的火花。如吸引京東方來合肥投資的原因一方面是合肥市給予的各種優惠政策和資金土地支持，另一方面合肥完整的產業鏈也是吸引京東方下定決心在合肥建廠的原因。更進一步，城市的發展也會影響到企業的發展，由此的相互影響也會給城市建設帶來更多的可能性。

　　三是充分依托并積極調動高校資源。隨著大學逐步向創業型大學演進，其技術轉移能力也日趨完善，因為在以“創業型大學”為標志的產學聯盟中，出現了技術轉移辦公室、孵化器和衍生公司等一系列混合組織。如謝飛、劉元芳等學者指出，這些混成組織的出現可以有效地緩解技術供需雙方的矛盾，使基于官產學三方的資源整合后的技術轉移能夠發揮技術創新的最大功效，高校在知識經濟中的作用越來越突出。因此唯有大力發展教育，提高對高校的支持力度，做優產學合作基地服務，才能更好服務創新型城市建設。（作者：王成軍、張凱、黃鐵流，安徽財經大學工商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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